2008-03-26
1999年后，萬向集團實施“資本式經營、國際化運作”戰略，不僅成為中國最大的汽車零部件企業，而且穩步進入金融、農業等領域。2000年和2001年兩年間，萬向一口氣收購了3家上市公司，其中收購的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UAI，開創了中國民營企業收購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2002年，萬向集團旗下的萬向控股、萬向錢潮和萬向集團公司分別按40%、30%、30%的比例出資共同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財務公司——萬向財務。同年，萬向控股以1.2億元投資民生人壽保險，持有14.47%的股權，與泛海集團并列為第一大股東。此后兩年，萬向又分別成為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股東和浙商銀行并列第一大股東。
在這一年，萬向研制的萬向空間太陽能硅片被神舟五號載人飛船采用。全球最大的一級供應商“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和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軸承生產企業之一GBC公司，也成為了魯冠球的囊中之物。
在2005年國家開始對土地、銀行以及重點產業進行宏觀調控之下，魯冠球著手進軍礦產資源和遠洋漁業。2007年，萬向成功拿到成品油進口和國內批發零售資格；同時東進朝鮮開發惠山青年銅礦，收購美國AI公司，萬向整合國際資源的跨國公司形成雛形。
多元化對中國企業來講并不陌生，但萬向展現出來的如此壯闊而又穩健的局面，卻著實令人驚訝。
“人有多大本領就配置多大的資源，萬向近40多年發展有了實力、有了信譽，我要做更大的產業、更有效益的產業。”魯冠球語氣豪邁地對《商務周刊》指出，中國經濟的下一個30年，是一個資源加速向優勢企業集中、更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率的30年。他相信，萬向有足夠的實力在這場博弈中繼續前進。
魯冠球：改革，不要抱怨
現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為什么要紀念？紀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現在有些領域是出現了資源和財富向國有企業集中的趨勢，但沒辦法，不要抱怨，我們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會給我，不給我說明還是我實力不夠。
政治建立在經濟基礎上，沒有大的經濟基礎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胡錦濤主席講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是要有條件的，低工資你要加上去，保障 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錢，有實力。
凡事有時間的限制，當一個時間段過了，就不能停留在那個水平上了。我們原來吃樹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現在憶苦思甜再去吃這個怎么可以？資源總量是有限的，現在面對全球的競爭，資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問題。
身著深色中山裝的魯冠球著名的大腦門上已是滿頭華發，但精神非常好，一口蕭山普通話講得抑揚頓挫，中氣十足。講到興奮之處，他一手拍著記者的肩膀，俯身湊近，一只手搖晃著大拇指大聲地說：“要有實力！”
經過近50年創業風雨之路，歷經各種坎坷和政策反復，魯冠球給所有創業者共勉的一句話是：“不要抱怨。”他的口頭禪就是那兩個字——“實力”。在他看來，改革30年盡管 充滿了波折，但總的方向是既定的，只要企業在市場中博得實力，就會有機會。
對于記者反復提醒改革30年里的幾次波折，魯冠球并不在意。這位已經64歲的中國企業家常青樹拔高聲調說：“反復，近50年里我沒有。我只有往前，不往后退。”
《商務周刊》：改革開放30年，但您實際上比改革開放還早20年就開始創業，回顧這些年的歷史，您認為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魯冠球：改革開放30年的確需要好好總結一下，有媒體評選我們是改革開放100企業和100人，的確，我們一直是在實踐，在見證，我們也是得益者。
我們是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中間摸爬滾打發展起來的，國外是市場經濟，國內是計劃經濟，當年我們是在兩者的夾縫中實踐。從一開始我們就是改革政策的實踐者，什么東西符合社會的潮流，符合經濟的規律，怎么跟上它的節拍，我一直在摸索。
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果是確定了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再慢慢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個了不起的過程。中國是一個大國，必然會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也會走社會主義，任何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還是要回饋社會的。
所以，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看會是100年不變。
加入世貿組織同樣是最重要的改革。真正的強國一定不是封閉的，要與世界的大環境融合才能壯大。池塘有多大，魚就有多大，在我們河里的魚是草魚，到了大海就是鯊魚。
《商務周刊》：您如何評價民營企業在30年里的角色演變？
魯冠球：事實上，民營經濟從1949年共產黨解放全中國之后就沒有消失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最激烈的年代，我們蕭山、紹興照樣也有民營企業存在，就像國外的唐人街一樣艱難生存過來。民營企業有存在的機會，有它旺盛的生命力。
中央改革開放的方向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已經定下來了，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當時推出農村承包責任制，為什么由農村的鄉鎮企業來第一個吃螃蟹做個體經濟？因為即使失敗了，成本也很小，對國家損失很小。就像香港一樣，你犯法，我抓你，你賺錢，我收稅嘛。我們就是試驗田，成功了就向城市里推，就向國有企業推，失敗了就到此為止。
《商務周刊》：有學者將改革開放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到1989年，是一個含混的商品經濟，沒有提出明確的市場經濟概念，期間有過幾次針對民營企業的大整頓。1992年至今是第二階段，正式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但對于民營經濟，1992年之后甚至入世之后，也還有過幾次大的爭論。
魯冠球：國家的政策是摸著石頭過河，就像氣候一樣不能急劇轉換，由零上10度一下子到零下10度，就會受不了，政策也一樣。
第一個階段的反復，主要是地方上反復多，中央沒有。什么事情有人關注就好，有爭論就好，越到上面越統一。1988年我們的產權改革，縣里不同意，到了省長辦公會議上才得到通過。大家都在探索，要允許大家有一個過程。但最核心的問題是思想是不是解放。現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為什么要紀念？紀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商務周刊》：從1969年您的第一次創業，就掛上了寧圍公社的牌子，之后無論是1980年代的產權改革，還是進入新世紀之后進入成品油批發和金融業，都是在與國有資產博弈的過程。您怎么看待現在一些領域“二次國有化”的現象？
魯冠球：改革需要成本，這個成本就是需要企業來創造財富實現。誰來創造呢？誰有本事誰來創造，不能分國有民營。誰能創造更高價值，這個資源就應該給誰。資源一定向優勢集中，這是規律，是對資源負責，對社會負責。生硬地規定資源給誰是不符合規律的。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