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30
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報》頭版刊文：
鄉 土 奇 葩
——記農民企業家魯冠球（二）
新華社記者 李峰 林楠
（續第一部分）
闖入世界市場
魯冠球的理想中，有的目標是和數字連在一起的。他像熟知自留地里種植的日本五針松和龍柏似的，一口氣能講出關系自己事業發展前景的一長串數字：轎車社會保有量，美國是一億六千萬輛，日本約九千萬輛，聯邦德國兩千多萬輛，……全世界共四億輛，每年維修需要二億二千萬套萬向節。闖入這個世界市場，就是魯冠球理想中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支配他工作和學習的一個動力。
還是在1979年，當國產車萬向節滯銷的時候，魯冠球在北京得知進口車的萬向節奇缺，而對外一開放，進口車將會越來越多。可是由于它的質量要求高，品種規格多，生產批量小，很多廠家不愿意干。
魯冠球能成為農民企業家的一種本事，就是他能敏銳地識別信息的價值，迅速地把信息變成物質財富。他在北京聽到這個消息，心里當即浮現出一個新的經營方針：先在國內同外國貨競爭，為國家填補這個空白。
一些進口車用的萬向節很快試制出來了。
魯冠球立了一條：把試制品送到用戶手里，裝到車上，一律奉送，只收試用的信息。
“酒香不怕巷子深。”1984年春，美國派來克斯公司代表奧當羅先生，從廣交會上看杭州萬向節的產品，一直跟蹤到了這個鄉下的工廠。他從這個車間看到那個車間，用行家的眼光審視每個角落。他看到，每個車間外邊，都是冬青作柵，碧桃和月季環抱，像是套在車間外邊的方形花環。車間里白璧無瑕，太陽從窗外斜射進來，束束光柱里面看不見飛塵。奧當羅先生隨手拿起一個萬向節零件到測試室親自測試，連聲稱贊：“很好！很好！”這位美商當場同魯冠球簽定了協議，由這家鄉鎮企業當年向美方出口3萬套萬向節，通過美方的銷售網，轉銷到世界各地。
優質產品是最好的推銷員。萬向節廠隨著產品的出口，20多個國家的客商、專家和記者接踵而來。1985年2月23日到3月8日，魯冠球應派來克斯公司總部邀請飛往美國，考察和參觀了這家公司所管的多伊爾公司和舍勒公司。在舍勒公司的大廳里，四個屏幕同時炫耀著這家公司在44個國家的銷售網絡。雙方在美國簽定意向書，在以后的5年，每年這個廠向美方出口20萬套萬向節。簽字以后，美國這家生產萬向節最大公司的總裁舍勒，握住中國這個鄉鎮企業廠長的手說：“我們兩家一起干，占領國際市場。”
兩只大手握得緊緊的，公司為歡迎魯冠球，并排插在門口的中美兩國國旗飄飄。曾到白宮參加里根總統招待趙紫陽總理國宴的一位大亨，也趕來助興。這時，魯冠球仿佛第一次感受到，國家的地位，黨和政府開放、改革的方針，給自己這個“鄉巴佬”廠長闖蕩國際市場所增加的巨大力量。
1985年年底，美國舍勒公司特意發來的一份電報中寫道：“我們對杭州萬向節廠的技術表示敬意”。來電還希望魯冠球增加當年的供貨數量。
魯冠球有一種經營哲學，叫做“小財不舍，大財難來；只要國內外市場上吃香，薄利也能大發展。”按去年達成的意向書，魯冠球今年應向美方出口20萬套萬向節。由于這家廠生產的“錢潮”牌萬向節是名牌貨，國內爭相購買，只能出口12萬套。而且，生產一套出口產品，等于生產五套國產車萬向節用的工時，所得利潤要減少七八元。盡管這樣，魯冠球還是豁出“吃虧”100多萬元，出口20萬套。這個廠占總產量60%的五種產品已達到了國際水平，今年元月榮獲機械工業部頒發的國際標準合格證書。魯冠球滿懷信心地說，要盡量拿出更多的產品到國際市場上去較量，為鄉鎮企業爭榮譽，為國家四化創外匯。他在杭州人 民大會堂講黨課時宣布：杭州萬向節廠在“七五”期間，要把這種“吃虧”的出口買賣作為 “主攻方向”，爭取在3年之內，使這個鄉鎮企業成為我國獨此一家的萬向節出口基地。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萬向節廠“發”起來了。魯冠球這個被貧窮折磨半輩子的人，卻遇到了“金錢”的考驗。
按承包合同規定的分成比例，從1983年到1985年，三年累計下來，魯冠球應得449000元。
魯冠球當初承包時，估計頂了天，一年能得一萬元。誰知改革的潛力有那么大，第一年就可得87000元。怎么辦？拿，合法也合理。當時合同上定的分成指標，像掛在高枝上的甜橘子，誰都想吃，誰也沒敢伸手。那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合同規定，第一年毛利要比上一年增長52%，增加64萬元，以后每年要遞增10%，完不成合同規定的指標，每差一萬元賠200元。魯冠球把自留地上的苗木折價兩萬元作抵押，雙方才在合同上簽了字，合同有縣司法局公證處的公證，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不拿，會不會有人說自己是沽名釣譽，或者說黨的政策變了，政府說話不算數呢？
作為合同的甲方，鄉政府明確表了態，合同要兌現。但這么大的數目，畢竟是改革中誰也沒有想到的新問題。這件事也驚動了上邊的領導機關。大家認為，承包伊始，見人家拿錢就變，對改革不利，應當按合同辦，走著看。
正在這時候，魯冠球從北京京豐賓館寄來的信送到了鄉政府。他是在參加一個會議抽空寫來的。他鄭重地寫道：“我愿意將承包超額利潤分成部分全部獻給企業，發展生產和進行智力開發，使企業辦得更好。”
鄉政府在接受魯冠球建議的同時，作為對他的特殊貢獻，獎給了魯冠球8700元。但魯冠球為什么不按合同拿分成，當時誰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好像沒有完全想清楚，講不出多少道理。
1984年，萬向節廠毛利潤超過承包指標224萬元，魯冠球應得112000元。這一年，魯冠球雖然先用自己的工資和獎金買了1000元國庫券，但由于遇到特殊情況，廠里原定數額買不完，魯冠球又用應分成的12000元，包攬了全廠沒有買足的國庫券的數量。其余的100000元捐獻給鄉里辦教育事業。
1985年國慶節前后，會計就透出風聲說，這一年的利潤要超過毛利潤指標的500多萬元，魯冠球可以分到25萬元。誰都明白這個數字的分量，魯冠球即使照舊“風格”10萬元，也還有15萬元。這點錢存在銀行里，靠吃利息也能吃兩代人。
多少個夜晚，多少次25萬元的沖擊！
魯冠球的思緒有時陷入似清非清的朦朧之境。不過，這位1984年入黨的新黨員，想的不是他把這一年應分成的25萬元再捐多少，自己留多少。他是在想：過去他在廠里一連住了13年，沒黑夜沒白天地干，卻沒有搞出個名堂，為什么這三年的利潤能超額那么多？這三年自己一個人的作用和全廠近千名職工的作用應當怎么看？作為先富起來的黨員、廠長，面對集體賺來的錢到底應當怎么辦？
魯冠球被這些問題纏繞著。
他覺得，自己在80年代遇到的這些“富問題”比過去遇到的“窮問題”似乎更復雜。想到靠借債30塊錢才辦了婚事，想喝碗酸梅湯兜里掏不出7分錢，想到那時愁得愿賣命也掙不到錢的窘境，他覺得自己很懂得金錢對人的吸引力和推動力。但是，看到有的干部因拿錢太多，同職工收入差別太大而發生的問題，他覺得金錢似乎又暗藏著一種離心力和腐蝕力……
（第二部分，全文共分為三部分，本報將陸續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