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01
國外政治陰影籠罩我汽車零部件關稅政策
日內瓦時間3月30日下午,歐盟、美國常駐世貿組織(WTO)代表團大使分別致函中國駐世貿組織代表團孫振宇大使,就中國汽車產業發展政策等措施在WTO提起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請求。此舉表明,歐美已將中方“告”上了世貿組織。而這也是歐美首次聯手將中國“告”上世貿組織。
按照世貿組織相關規定,爭端各方需首先進行為期兩個月的雙邊磋商。如果磋商未能達成協議,爭端方可以尋求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進行仲裁。
中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崇泉3月31日表態說,中方對此表示遺憾。崇泉表示,中方正在認真研究歐盟和美國的磋商請求。
專家指出,我國相關政策并未違背世貿組織規則;而令人遺憾的是,此次歐美挑起的事端中,和以往多次貿易爭端一樣,仍不難發現歐盟盟內、美國國內政治因素作祟的陰影。
“整車特征零部件”關稅政策:變相規定“國產化率”?
就在歐美向孫振宇大使致函的當天,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和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也分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表示雙方已經一起提出,要求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就汽車零部件關稅問題與中國進行雙邊磋商。歐美的聲明都表示,雙方將“密切合作”,尋求解決與中方的爭端。
根據這兩份聲明,歐美對我所指責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指的是我國去年下半年發布的《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該辦法規定,對等于或超過整車價值60%的零部件(即“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征收與整車相同的關稅。
按照我國相關法律法規,整車的進口關稅一般比零部件高出一倍以上。歐美認為,此舉實際上等于變相規定了零部件的“國產化率”,違反了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定,也違背了中國入世時關于“廢除所有本地化要求”和“降低汽車零部件關稅”的承諾。
歐美欲聯合上“告”WTO,此舉向中國施壓的意圖非常明顯。蔓德爾森和波特曼的聲明都提到,歐美此前多次與中方交涉未果,此次雙方聯合向中方提出在世貿組織框架進行磋商,希望“能使中方加速解決這一爭端”。
波特曼的聲明還特別提到,中國汽車市場近些年來迅速增長,現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汽車市場。美方公布的數據進一步顯示,去年,美國向中國出口了價值6.45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據估計該市場規模為191億美元。
但中國方面此前曾多次指出,這一規定主要是為了防止一些外國汽車廠商“變相逃稅”,并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一些外國汽車廠商將整車分拆進口,然后在國內組裝,從而避免被征收較高的整車進口稅。
事實上,自中國入世以來,類似的情形還發生過一次:2004年3月份,美國以中國對半導體稅制違反世貿規則為由,將中國訴諸世貿組織。
對于此次歐美的聯合舉動,英國《金融時報》3月31日批評說,美國和歐盟“無視外交禮節”,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僅數周前,首次聯合向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提出投訴,而投訴時機“挑釁性地選擇在胡錦濤訪美前夕”。
堵塞進口稅收管理漏洞:并非違反世貿規則
在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看來,中國政府對具有整車特征零部件的進口關稅政策,是完全合理的。
“首先應當明確的是,中國決不愿意采用、實施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補貼、優惠等政策工具,但我們也希望美國和歐盟能夠充分意識到,自由化并非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體系的基本目標,而是實現其基本目標的手段,促使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才是其基本目標之一,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體系也為此賦予有關成員國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梅新育說。
他表示,和其他原則一樣,發展中國家享受優惠待遇,也是世貿組織的一條原則。“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一事實決定了中國有權利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運用特定政策工具實現經濟發展目標。”
梅新育進一步分析認為,就這場爭端本身而言,盡管歐盟指責我國關于整車特征進口零部件的規定有向企業施加當地成份要求的意味,但從兩個方面來分析,我國上述規定并非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無理要求。
“第一,原產地規則通常按照增值程度計算原產地,在中國國內工廠用構成整車特征零部件組裝成的整車,其國內增值程度也不足以按照原產地規則認定其為中國國內生產的整車。換言之,對構成整車特征的零部件總成按照整車稅率課征進口稅,完全合理。”
“第二,世貿組織《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協定》禁止強制性要求外資企業‘購買或使用國產品或任何國內來源的產品’,禁止強制性要求外資企業‘購買或使用的進口產品限制在與其出口的當地產品的數量或價值相關的水平’,但我國無論是新《汽車工業產業政策》還是《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都沒有向外資企業施加上述要求,僅僅是堵塞進口稅收管理的漏洞而已。”
歐美國內政治因素作祟此次爭端我國產業政策潛在貿易風險值得關注
專家指出,歐美此次向我國汽車零部件關稅政策“發難”,背后仍有政治因素作祟的陰影,“這一點非常令人遺憾”。
歐盟當局屈從于盟內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壓力,而頻頻對中國發起貿易爭端,這一“美名”已無須贅言。遠的不說,僅去年在處理與中國紡織品爭端上的糟糕表演,以及不久前對中國皮鞋近乎“荒唐”的臨時反傾銷措施,已足夠說明問題。對于歐盟當局而言,鞋與服裝屬于夕陽產業,就業不過區區十數萬人,這股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就足以使之“彎腰”,當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來自于“勢力”遠比鞋、服裝產業強大的多的汽車業時,估計沒有人會奢望,歐盟有勇氣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
事實上,去年12月,歐洲汽車制造商協會(Acea)就向歐盟當局提出了中國汽車發展政策的所謂“六大問題”,而整車特征零部件進口關稅政策正是其中問題之一。
今年是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年。在美國歷次國會中期選舉、總統大選之年,各黨派出于選票需要,將國內某些方面出現的問題歸罪于其他國家,已成為屢試不爽“替罪羊”戰術——對國外“替罪羊”越強硬,就越可能得到更多的選票。英國《金融時報》對歐美聯合訴中國一事評論說,“美國國會要求政府采取更為強硬立場的壓力越來越大”。
回顧一下,美國向世貿組織“告”中國半導體稅制的2004年,恰恰正好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
而歐美此次聯手“告”中國,也完全合乎邏輯:2004年那次,歐盟就表示,“支持”美國在世貿組織提起對中國半導體稅制的申訴。
顯然,此次歐美聯合“告”中國的最終結果如何,取決于雙方的經濟政治實力、掌握運用世貿組織規則的程度以及國際談判藝術。“但《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出臺不過半年多就觸發了這場爭端,以及2003至2004年間中美兩國圍繞中國半導體稅制問題的爭端,一度發展到美國政府正式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的地步,卻充分顯示了我國產業政策的潛在貿易爭端風險。”梅新育認為。
梅新育說,產業政策本質上不屬于市場“中性”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著政府以其“有形之手”調整利益分配格局,意味著經濟資源和利益在國內各個部門、不同國家之間的重新配置,不可避免地要對國際經濟關系造成影響。
“我們必須努力為國內產業爭取最優選擇,但在國際經濟政策博弈的棋盤上,現實選擇往往要受到種種制約。我國產業政策的制定應當未雨綢繆,深入研究與主要貿易伙伴貿易政策的矛盾。只有這樣,才能在遇到相關爭端時有效應對,避免國家有關政策朝令夕改,為國內產業發展創造可預期的穩定的外部環境。”梅新育說。